秦、汉建筑成就

一、秦王朝历史虽然短促，但在建筑上留下的彪彰业绩，却是千载以后仍为世人所仰叹的。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以及通行全国的驰道和远达塞外的直道，工程浩大宏伟，予后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汉代兴建的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和诸多的礼制建筑，也都是十分宏伟壮丽的。这些大规模工程，在施工的组织和实施方面，必定十分复杂艰巨，然而又都能得到顺利解决，古人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

二、中国的木框架建筑，特别是以抬梁式为主流的结构形式，到秦、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并产生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大跨度梁架方面，秦咸阳离宫一号宫殿主厅的斜梁水平跨度已达10米。可以想象，雄伟的阿房宫前殿的主梁，一定不会小于这个跨距。而千年后另一宏大建筑——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主梁，亦未超过这一限度。这表明至少在秦代，对木结构梁架的研究和使用，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高层建筑的木结构问题，到汉代也得到了解决（虽然西汉武帝时所建的井干楼结构是用大木套叠的井干）。抬梁式木构施于高层建筑的形象，可见于画像砖及陶楼建筑明器，其柱、梁、枋、斗拱的结构与组合形式已很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这类建筑的出现，不应迟于东汉中期。它们的产生和运用，使得中国建筑又有了新的突破，名噪一时的“高台建筑”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陶质砖、瓦及管道的使用，到秦、汉时亦有了新的发展。陶砖不但用于铺砌室内地面，而且用作踏道，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还被用于贴砌墙的内表面。砖瓦的表面上，还要模印成纹样。汉代则大量用砖于地下工程，例如西汉长安城的下水道，以及许多空心砖墓和砖券墓的地下结构。它们是否也曾用于地面建筑，目前未见实物。但从少量陶楼明器中看到墙面有划为纵横砖缝的表示，而且至少还有两例陶楼下部已施用半圆拱券。此外，前述画像石中多次表现之弧状拱桥的形象，应非当时人所臆造。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中的建筑台基，似乎也是以条砖包砌其外表面的。若干建筑的正脊，亦有类似的砖砌现象。

汉代建筑用的瓦当

四、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方式是柱梁或墙梁式，但从西汉初已开始使用正规的拱券结构了。这时以筒拱为主要结构形式，大量用于下水道及墓葬。为了加强拱券的承载力，使用刀形或楔形砖加“枞”，叠用多层拱券，及在券上浇注石灰浆等措施。到东汉时才出现覆盖于方形或矩形平面上的穹窿。

五、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这些刻画在门楣、柱、墙、门扉等表面的形象，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墓主事迹、装饰图案等，表现了生者对神鬼的崇敬，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雕刻手法上，既有线刻，也有浅浮雕和深浮雕，甚至还有圆体的透刻。大概是为了造成似壁画的多彩效果，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上还涂上了红、绿、黑、黄、紫等各种颜色。这些都使我们得以更加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世俗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个反映面，以及传统雕刻艺术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此外，画像砖、画像石除了表现自身的艺术风格，还和其他墓中建筑构件如柱、梁、斗拱上的艺术处理（浮刻、圆雕、壁画等）相配合，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如山东沂南和安丘石墓及洛阳空心砖墓中所示。

南洛阳涧河西岸东汉砖墓中的浮雕立柱和透雕门楣

壁画也是出现在汉墓中的重要艺术表现之一，如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不但表现了墓主身居高位的显赫，更重要的是使我们部分了解到当时城市、官署、道桥等许多建筑的情况。河北安平县逯家庄汉墓壁画，则使人们看到一座大型坞堡内部的稠密建筑、庭院及高大塔楼的形象。至于反映田园劳动、射猎、出行、宴饮等内容的壁画就更多了。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栈道

栈道又称阁道，就使用情况而言，有下列两种情况：

一种是置于建筑之间的空中通道，如西汉长安城中，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与桂宫、北宫之间所建的阁道。有的文史资料中载及阁道架越城垣，即城内建筑和城外建筑之间在空中架阁道相通，由此可知，其下之支承架构的高度不会太低。此外，在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釉陶坞堡明器中，亦可见到此种阁道形象。不过宫殿之间的阁道系宫室建筑，离地较高，长度亦远，故建有屋顶及两侧护壁，以避风雨日照。而坞堡阁道主要功能在于方便各碉楼之间的联手防卫，故仅有两侧之勾阑而无顶盖。

另一种是通行于悬崖峭壁之通道，如秦、汉时由关中越秦岭至巴蜀的山道险途。其构造方式为先沿石壁开出宽1～2米石道，上横铺木梁木板。或在崖壁上横向凿孔（口宽10厘米×20厘米、深50厘米），以插入粗木梁（间距约2米），并下加斜撑。梁上再铺厚木板，又于路之旁侧加构铁链或木栏。道宽约5～6米，可容车马并行。其上部分亦可建以屋盖。在栈道路面距谷底较近的情况下，梁下斜撑改用直柱支承。这种措施对结构有利，但山洪过大时，易将支柱摧毁。秦人修建的入蜀栈道至东汉末仍然保存并继续使用，如自关中通往汉中之子午道，以及其西之褒斜道；通大散关之故道，以及自围谷往傥光之骆谷道，均为商旅往来及军事运输的必经之途。除此以外，尚有汉武帝征四川时所开之棘道栈道及黄河三门峡的漕运栈道等，均屡见于文史。可惜此等栈道，多数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毁于战火。

桥梁

在汉画像砖石及壁画中，曾多次出现这类建筑的形象，再佐证以文献，可知当时桥梁有多种式样。

一为柱梁式桥。这种桥置木桩或石礅于水中，上架木梁或石梁，再铺板成桥。它的形象又分为平直的与折线的两种形式。前者桥面平直，一如四川画像砖石中所示的长安渭河桥。其承桥之木桩排列成行且甚密集，桥面可容二车并行，桥侧构水平之卧棂勾阑。文献中提及的东汉洛阳跨谷水之阳渠石桥亦大体如是。折线式桥侧面形状如高度不大之梯形，桥自两岸起向上斜起，至河中改为平直，其结构仍如前者。使用此种式样可能有利于船舶自桥下通过。在某些画面中，除桥上通行车马，桥下有船外，桥之两端各立表木一根，以告路人桥头之所在。

二为拱式桥。拱式桥见于画像石者有多例。桥拱表现为弧线形，这在交通上是比较合理的。汉代之拱桥，虽历史文献中全无线索，但画像石上所刻图像恐难出于虚构，惟有待日后发现实物予以证实。

汉代画像砖上所表现的拱桥，上有车马行人，下有船只通过

楼阁

我国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层结构，大概在东汉中期已开始出现。虽实物不存，但自壁画、画像石及建筑明器等多方面的间接物证，可予说明。四川画像砖及河南、河北诸地出土的陶楼，平面均为方形，层数自三至五层不等。甘肃等地坞堡明器中央的塔楼，也都大体如此，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极限了。已见诸例，其楼体皆有显著收分，楼层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单檐四坡屋顶。在局部形象上，各式出跳斗拱和斜撑，平座勾阑纹样，各层窗扉棂格，屋脊起翘与装饰等，都给了我们许多鲜明且具体的形象，并得以与现存的汉代建筑实物（如墓阙）相互印证。反之也说明，许多明器的形象是相当写实与可靠的。

现知的汉代楼阁面积还不甚大，可能是因为当时高层建筑的大跨度问题未得到解决。即使如此，它在建筑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对佛教建筑中的佛塔中国化的影响较深。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陶楼明器

汉代陶塔楼明器 北京地区出土

汉代陶塔楼明器 河北阜城出土

市肆

古代城市中的商业贸易，常集中于城中某一坊里内进行，故称“市里”。秦代情况不明，西汉长安始建时，在城内西北设置包纳六市的西市与包纳三市的东市。史称“汉依秦制”，表明此种情形定有所依凭。比较具体的形象，数见于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其中一块表现了市里全貌。其平面为方形，周以市墙，每面中央开市门。市中央建二层高的市楼，楼下为市肆管理之处。楼上悬一鼓，通过击鼓以司市肆之启闭。通向四门的十字形道路将市内分为四区，各区均建有排列整齐的条状建筑，当为各行业营业之所。角隅另有小建筑若干，可能为仓库、市吏住所及杂屋、厕所等。该图中反映的布局形式，后世直至隋、唐尚在应用。

四川东汉墓画像砖，砖上有二层楼和市井交易形象

门阙

门阙是塔楼状建筑，置于道路两旁作为城市、宫殿、坛庙、关隘、官署、陵墓等入口的标志。外观大体分为阙座、阙身与阙檐三部分。阙身依数量有单出、双出与三出（仅天子可用三出），形体多带有较大收分。阙檐有一、二、三层之别。檐下多以斜撑或斗拱支承，又是重点装饰所在。建阙的材料可用土、石、木材，实心的土阙和石阙不可登临。有时在两阙之间联以短檐，以强调其出入口的效果。文献中有关阙的记载颇多，如秦阿房宫即“表南山以为阙”，汉宫中有关长乐、未央、建章诸宫阙之叙述更是早已为人所尽知。另在画像砖、画像石、建筑明器中的形象亦复不少。保存至今的汉代门阙实物均为墓阙，除少量在河南、山东外，大部分集中于四川，时代亦属东汉。目前最为有名的是四川雅安的高颐墓阙。此阙建于东汉末年，形制为单檐双出式。东、西两阙相距13.6米，现东阙仅有母阙，西阙保存完好。西阙由十三层大小不一的石块叠砌而成，母阙高6米、宽1.6米、厚0.9米，上浮刻车马出行图。子阙高3.39米、宽1.1米、厚0.5米。表面均隐出倚柱及横枋。二阙均以栌斗、一斗三升斗拱及横枋承阙顶。阙顶低平，隐出屋脊、瓦陇及圆瓦当。檐下刻有梭杀之飞椽，并有反映神怪故事及人间生活之浮雕。该阙阙体各部比例适当，建筑结构构件写实，多种内容的精美浮刻均居已知诸汉阙之首

四川雅安汉高颐墓阙

烽燧
烽燧又称烽台、烽火台，是用以燃烽举烟示警的台状建筑。烽燧一般置于长城城垣上或其内侧， 两台之间的距离约为130米。其形状为方、圆平面之土石墩台，直径5～30米，高度可超过10米。台下另建小屋数间供守卫者居住。

汉代长城烽燧遗址

鄣
此为较边城小一级之城堡。平面为方形或矩形，大者200米×150米，小者每边不及50米。外墙用夯土或石建，有的入口设瓮城。为加强防御，墙外挖濠沟或斜露尖桩。

关隘

关隘多位于要道及险阻之处，一般都建有城墙、关门及相应的管理与守卫建筑。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一方汉代画像石即有此种形象。石上刻有两座三层阙楼，楼间联以通檐，下置关门二座，每座关门各有二扇门扉。图上镌有“嘉峪关东门”字样。

汉代阳关。关城在甘肃敦煌以西，为古代西去陆路交通的咽喉之地

边城
边城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平面有矩形、方形、回字形、多边形及不规则形多种。一般均建有城濠、城墙、城门、城楼、角楼、街道、官署、商肆、民居、仓库等。有的还附有瓮城、烽燧。它是边界上某一地区的行政、军事和屯戍中心。

万里长城

战国时，秦、燕、赵诸国之北部边城，系为防御外来民族如匈奴等的侵袭而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上述各分段长城联为一体，又增修边堡烽燧。西汉武帝时大举讨伐匈奴，将长城西线扩展至今日甘肃敦煌一带，北面推进至天山以北，并建为复线。对沿途城邑、关隘、亭燧及各项防御设施均大加整顿，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庞大防御体系。

宁夏固原的秦长城遗址

长城多沿山脊及险阻之处而建，并使人为构筑尽可能结合天然地形。所用材料有夯土、石块、红柳、芦苇等。使用后者时，将柳、苇捆扎成束，排列于地面呈框状。然后往框中填以砂石，填满后，再在顶部平放柳、苇，其上再放置此种材料之框并填沙石。如此重叠而上，即成边墙，经冰冻后十分坚硬。敦煌附近有这类长城，墙宽尚有约3米，残高4米。 除修筑城墙外， 还深挖濠沟以为防御之用。濠沟宽8～10米，深3米，挖出的沙土，即在沟的一侧或两侧筑起高墙。

秦汉地方城市及坞堡

两汉经济实力空前发达，除长安、洛阳两京外，兴起了众多的地方城，如自战国就已发达了的临淄、邯郸，以及宛、江陵、吴、合肥、番禺、成都等。可惜对这些城的规划和建筑所知不多，仅举汉南阳县城以见一斑。此城位于河南洛阳周王城故址的中部，始建于西汉，平面近方形，每面长约1400米，墙基宽6米。城内发现有行政建筑、仓库、民居、水井等建筑多座。陶砖已大量使用于东汉建筑的壁体表面、地面、井台、水道等处。

坞堡是一种防卫性建筑，也称坞壁。汉代豪强聚族而居，故此类建筑之外观颇似城堡。四周常环以深沟高墙，内部房屋毗联，四隅与中央另建塔台高楼，其形象可见于河北安平逯家庄汉墓的壁画及陶质明器，如出自广州麻鹰岗、甘肃武威雷台及河南睢阳东庄东汉墓的陶质明器。大型的坞堡相当村落，较小的一如宅院。有的旁侧另附田圃、池塘。堡门一般辟于南墙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建主要厅堂及楼屋。另有厨房、厕所、猪圈等辅助建筑，且多置于北面。后门常位于东墙的北端。

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釉陶明器坞堡，中心有望楼，四隅碉楼间架栈道相通

河北安平汉墓壁画中的“坞堡”，高出者为望楼

汉都长安

秦末咸阳残破，汉高祖刘邦乃在渭水之南另建新都长安，其平面大致为不规则矩形。城墙周长22690米，包纳面积35平方公里，每面有城门三座。其中北墙西侧之横门及东墙北端之宣平门，分别为赴渭北及东去洛阳的通途。而南墙中央之安门，则紧衔前往城南礼制建筑群的大道。城内主要道路有南北向八条，东西向九条。其中安门大街长5500米，宽50米。城内大部为宫殿所占据（主要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官署、武库杂处其间。城内西北隅有东市、西市。民居主要分布于城外北端及东侧。城南偏西有社稷、宗庙及辟雍等礼制建筑。汉武帝时，又在城西修造建章宫及上林苑。

西汉都城长安平面示意图

此城虽系新建，但平面及布局均未按均衡对称原则，亦无明显的宫城范围。这是因为长安之兴建乃自南端之长乐、未央二宫开始，然后才次第扩及其他。因此城内宫殿、道路、市肆、民居之布置均不甚合乎章法。而五座相对独立的宫殿密集城内，也是过去和以后不曾出现的特例。

秦都咸阳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将国都由雍（今陕西凤翔）迁来咸阳（今陕西西安以北），至始皇统一全国及二世灭亡，均都于此。该城在渭水北岸，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7.5公里。秦末战乱致使城毁，后渭水又北移4公里，故遗址保存甚少，经发掘未见城垣。宫城位于城北，东西约900米，南北约580米，仅北、西、南三面有宫墙，内发现建筑基址八处。宫西有宫廷手工业作坊五处，宫东一处。民间制陶作坊在宫西约4公里处，并发现水井百余口。始皇时，以咸阳地狭人稠，乃役使工匠，大兴土木，建新宫于渭水南岸，又造长桥以通。